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

    紫砂壶的款识与其他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尽相同，独具特色。一把不具款识的壶，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，价值不高；虽具款识，但款识不美，也会使人感到这把壶欠缺文化内涵。历代制壶高手、陶艺名家对印钤款十分讲究，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，这种“壶外功夫”是壶艺的组成部分。 

    纵观紫砂壶款识的发展历程，它既与紫砂陶的演变紧密相连，又与当时的书法篆刻同步发展。大体经历了由毛笔题写、竹刀刻画到用印章钤印的演变过程。

    从传世的历代紫砂名壶看，见诸于实物的最早是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“时壶”。“供春壶”是没有款识的，钤有“供春”二字的壶，皆历代紫砂艺人所仿制。明代四大家董翰、 赵梁、元畅、时鹏目前皆无实物资证。李茂林史载以原书记自己的作品。明代流行刀刻款识。周高起《阳羡茗壶系》载：“镌壶款识，即时大彬初请能书者落墨，用竹刀画之，或以印记，后竟运刀成字，书法娴雅，在《黄庭》《乐毅》帖间，人不能仿，鉴赏家用以为别。”意思是说，时大彬请人用毛笔预先题写在紫砂胚体上，在紫砂壶将干未干时，自己用竹刀在胚体上依毛笔的提顿转折逐笔刻画。其后熟练，竟自行以刀代笔，不再请人落墨，赋予款识以个人风格，以致别人无法仿效，并因而成为历代鉴赏家鉴定“时壶”的重要依据。

    从传世紫砂器上观察，明代紫砂艺人中除时大彬外，尚有李仲芳、徐友泉、陈信卿、沈子澈、项圣思等一批壶艺名家刻画署款。以刀刻署款必须有一定的书法基础和较高的悟性，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。当时宜兴紫砂艺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写不了字，只得请人落墨镌款，于是就有“工镌壶款”的专门人才，如明代的陈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，请他镌壶款的人很多。因此许多作品虽出自不同艺人之手，但所镌壶款均由一人为之，给历代鉴赏家们带来不少困扰。

    明代紫砂壶刻款字体流行楷书，多为竹刀所刻。竹刀与金属刀刻款不同，易于鉴别。竹刀刻款泥会溢向两边，高出平面，留有痕迹；金属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。明代紫砂壶的制作者和定制者大多把款识放在把下、壶腹、壶底。清代以后落款的位置较明代又多了几处，有盖上、盖内、流（壶嘴）下等部位，但以盖内、把下、壶底最为常见。刻陶者多在壶腹镌刻后落款，并成为当时乃至现在制壶落款的一种模式。明末清初店号的印章款大都落于盖上，盖内多为工匠、监制者、定制者的印款。工匠的印款有只印一名款的，也有一姓一名两个印款的。监制者多为一个印款，同工匠款分列于盖内两侧。一般只有工匠的姓或名款落于流下。大凡与紫砂器有关的人或单位都有可能在壶底镌刻款，如制陶者、定制者、监造者、店号、纪年、地名、记事等。

    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。据考许晋候的《六角水仙花壶》壶底有“许晋候制”篆文圆印，是目前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较早实物，此壶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。不过这个时期的紫砂艺人刻款和印章还是并用的，如惠孟臣、陈鸣远制的壶。“孟臣壶”一般是在诗词或吉祥语章之下镌刻“惠孟臣”三字。陈鸣远可能是最早把书法篆刻艺术施展于壶上的第一人。他的印款浑朴苍劲，笔法绝类褚遂良，行书款识“鸣远”二字，时人赞其有晋唐风格。“鸣壶”一般是刻款与钤印并用，且大多是放在一起，这也反映出由刻款向钤印过渡的特点。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路子，在紫砂壶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壶上，“曼生壶”因壶铭和篆刻而名扬四海。曼生壶的底印最常见的是“阿曼陀室”方形印，仅少数作品用“桑连理馆”印，而“阿曼陀室”是专用于曼生壶的印号。

    清代印章款和刻款共存，但印章款使用得比较普遍，文人雅士撰铭则用刻款。由于用刻款要求具备一定的书法基础，一般工匠很难达到。紫砂壶日益被时人喜爱，刻款速度不能适应批量生产的要求，因此刻款也逐渐被印款所取代。

    印章款识的形式多种多样，有正方形、长方形、椭圆形、瓦当形、葫芦形等不同造型的阴阳文印。紫砂茗壶用印多为两方，—为底印，盖在壶底，多为四方形姓名章、斋号；一为盖印，用于盖内，多为体型小的名号印。有些茗壶，在壶的把脚下也用印，称为“脚印”。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号印，如“大清乾隆年制”一类印，还有用商号监制印的，如“吉德昌制”、“陈鼎和制”等，此类印鉴民国时期颇多，这一时期款识多集中镌于盖上、盖内、壶底，成为当时流行趋势。

    在壶盖上镌款的茗壶一般都是普通茗壶，极少有精品佳作。紫砂壶的印章款多数为阴刻，钤在壶上变成了阳文。但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果用力过小，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显露，只有用点力才可以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。所以即使是同—印章，打印力度不同的印痕，字根相同，字尖却是不尽相同的，这也给紫砂壶款识真伪的鉴定带来不便。